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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宣传部几位老人的消息

那天金鸡山上坟回家的公交25路的车上，突然有人叫。说我头发再白，脸盘子还是没变。我看此人也脸熟，一开始弄错，是市委党校的驾驶员？后一想不对，驾驶员没错，是宣传部的老吴。

他也退了多年，一退就上杭州帮女儿带孩子。再一回忆，去年什么时候，他们全家游北京住在东长安街最高档的，商务部对面的君悦大酒店。我们那天正好也在大堂，他们从电梯口推着童车出来，说一口常州话。我还搭腔，巧遇老乡。当时她夫人在边上，觉得我面熟，而当时一时眼拙，没有认出他来。我回忆起来，那回我们家母女俩还在大堂喝茶，小歇片刻，我有什么事，上王府井先走的。在京城、在老家茫茫人海中两次撞着，也是巧极，缘分。

离开市委宣传部二三十年了，退休之后很少与他们有联系。部里的老熟人也退得差不多，市委市府又搬迁到城北，不是一伸腿就可以去坐坐，交流探访的。难得遇着一个，当然就要打听下熟人的消息。

老吴告诉我，他好几年不在老家，部里的活动也不多参加。李老老——我知道他说的李文瑞部长——走了。他心脏一直不好，搭过两次桥，最后还是心脏的问题走了。李部长是五十年代常州的才子之一，后来兼任市文联主席多年，晚年在《常州日报》、文联主办的《翠苑》发过好多随笔散文，老的小的都喜欢读他的文章。我一直等他的文章积集，讨他的签名本。我曾得过他一个签名封，得过他主编的常州地方文库签名本。他有时高兴上我们办公室来聊聊，他是个性情中人，宣传部有他许多轶事。他孩子中的老大，在教育局宣传科，从干事当到后来的科长我也熟悉。但文笔不及他老人家。他去世，常州媒体应发讣告，我不在老家，即使发了我也不知道，不可能送他最后一程。

老吴告诉我，老梁也走了。怎么会呢？梁维原年纪稍比我大点，那年宣传部组织宣传口的骨干，南下深圳考察，他与我一路住一个标间。他是《宣传工作通讯》的常务主编，宣传部俞承钟副部长就分管他与我思想研究中心两个口子。他是五七年受过扩大化影响的，流放新疆，多年后，也就是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才回老家来的。他住花园新村。那年在广州游肇庆七星岩，别人跟着潘宗白部长上城区，我们两在景区内傻等了两小时。我们有多张合影。他晚年也有轶事，不在此地说了，为熟人留点口德。他是个老实头人，只有别人弄怂他，他从来都是诚实待人。

老吴还告诉我，宣传部有两人得过癌症。我立即竖起耳朵听，一个就是东方，我一个部门达七年之久的蒋东方。是什么癌？胃癌，手续了，不要紧吧。前几年我上丽华二村看望老娘，在他新住的新城.逸都附近几次遇着过他。富强大队蒋家村拆了他的老屋，新搬的在楼上，一直想去望望他。当年第一次上他老家时，已经觉得离市区很远，哪知我后来搬到比他更远的富强新村。筹建思妍中心时，他从一家化工企业调来，那是八十年代初，只要是干部编制，还可以从企业到机关流动，后来的常青、予扬都是从企业调来的。他们都属我的“部下”。东方的文笔不行，但观点、具体办事能力都是有的。后来我离开后，他去了社科联，通联工作，办会议都要有人干活。他怎么会得了癌症？与他一直单身有关？生理上没有毛病，心理上受过伤害？也从没听他说起过。

宣传部的冠玉，李冠玉副部长也得个胃癌，手续还是成功的。冠玉部长当年应了中年官场男人的一句祝贺语“升官、发财，死老婆”。最后一句怎么理解？老婆一死，可以名正言顺续弦，换鲜嫩的。他那年就是大悲大喜。重组家庭，给生活带来内部的重组矛盾，也是难料的。

老吴老两口好像是从儿童医院上的车，我们到东头村就下。有机会我们老两口上杭州游西湖，说不定还会碰着他们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还遇着过我们学校社科部的老师。中国很大，也很小，转个身就会遇着个把熟人。

附记：博客挂出，忽而想起，前些年去市委宣传部，常青替我留着一部李部长的积集《偷闲集》。书是2008年4月所得，还是本精装本。书里夹着一张《常州日报》，副刊上等着两篇与此书有关的文章。不是没有他的书，而是我的记性不好。我读过两本《刘国钧传》，其中一本就是李部长写的，就收在此书内。当年在日报上曾连载的。但当年他与潘宗白一块上溧阳，我在一旁陪同的照片，淹没在数万张图片中，一时要用找不着，只能等有机会浮到眼前，才能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