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委宣传部几位老人的消息
那天金鸡山上坟回家的公交25路的车上,突然有人叫。说我头发再白,脸盘子还是没变。我看此人也脸熟,一开始弄错,是市委党校的驾驶员?后一想不对,驾驶员没错,是宣传部的老吴。
他也退了多年,一退就上杭州帮女儿带孩子。再一回忆,去年什么时候,他们全家游北京住在东长安街最高档的,商务部对面的君悦大酒店。我们那天正好也在大堂,他们从电梯口推着童车出来,说一口常州话。我还搭腔,巧遇老乡。当时她夫人在边上,觉得我面熟,而当时一时眼拙,没有认出他来。我回忆起来,那回我们家母女俩还在大堂喝茶,小歇片刻,我有什么事,上王府井先走的。在京城、在老家茫茫人海中两次撞着,也是巧极,缘分。
离开市委宣传部二三十年了,退休之后很少与他们有联系。部里的老熟人也退得差不多,市委市府又搬迁到城北,不是一伸腿就可以去坐坐,交流探访的。难得遇着一个,当然就要打听下熟人的消息。
老吴告诉我,他好几年不在老家,部里的活动也不多参加。李老老——我知道他说的李文瑞部长——走了。他心脏一直不好,搭过两次桥,最后还是心脏的问题走了。李部长是五十年代常州的才子之一,后来兼任市文联主席多年,晚年在《常州日报》、文联主办的《翠苑》发过好多随笔散文,老的小的都喜欢读他的文章。我一直等他的文章积集,讨他的签名本。我曾得过他一个签名封,得过他主编的常州地方文库签名本。他有时高兴上我们办公室来聊聊,他是个性情中人,宣传部有他许多轶事。他孩子中的老大,在教育局宣传科,从干事当到后来的科长我也熟悉。但文笔不及他老人家。他去世,常州媒体应发讣告,我不在老家,即使发了我也不知道,不可能送他最后一程。
老吴告诉我,老梁也走了。怎么会呢?梁维原年纪稍比我大点,那年宣传部组织宣传口的骨干,南下深圳考察,他与我一路住一个标间。他是《宣传工作通讯》的常务主编,宣传部俞承钟副部长就分管他与我思想研究中心两个口子。他是五七年受过扩大化影响的,流放新疆,多年后,也就是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才回老家来的。他住花园新村。那年在广州游肇庆七星岩,别人跟着潘宗白部长上城区,我们两在景区内傻等了两小时。我们有多张合影。他晚年也有轶事,不在此地说了,为熟人留点口德。他是个老实头人,只有别人弄怂他,他从来都是诚实待人。
老吴还告诉我,宣传部有两人得过癌症。我立即竖起耳朵听,一个就是东方,我一个部门达七年之久的蒋东方。是什么癌?胃癌,手续了,不要紧吧。前几年我上丽华二村看望老娘,在他新住的新城.逸都附近几次遇着过他。富强大队蒋家村拆了他的老屋,新搬的在楼上,一直想去望望他。当年第一次上他老家时,已经觉得离市区很远,哪知我后来搬到比他更远的富强新村。筹建思妍中心时,他从一家化工企业调来,那是八十年代初,只要是干部编制,还可以从企业到机关流动,后来的常青、予扬都是从企业调来的。他们都属我的“部下”。东方的文笔不行,但观点、具体办事能力都是有的。后来我离开后,他去了社科联,通联工作,办会议都要有人干活。他怎么会得了癌症?与他一直单身有关?生理上没有毛病,心理上受过伤害?也从没听他说起过。
宣传部的冠玉,李冠玉副部长也得个胃癌,手续还是成功的。冠玉部长当年应了中年官场男人的一句祝贺语“升官、发财,死老婆”。最后一句怎么理解?老婆一死,可以名正言顺续弦,换鲜嫩的。他那年就是大悲大喜。重组家庭,给生活带来内部的重组矛盾,也是难料的。
老吴老两口好像是从儿童医院上的车,我们到东头村就下。有机会我们老两口上杭州游西湖,说不定还会碰着他们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还遇着过我们学校社科部的老师。中国很大,也很小,转个身就会遇着个把熟人。
附记:博客挂出,忽而想起,前些年去市委宣传部,常青替我留着一部李部长的积集《偷闲集》。书是2008年4月所得,还是本精装本。书里夹着一张《常州日报》,副刊上等着两篇与此书有关的文章。不是没有他的书,而是我的记性不好。我读过两本《刘国钧传》,其中一本就是李部长写的,就收在此书内。当年在日报上曾连载的。但当年他与潘宗白一块上溧阳,我在一旁陪同的照片,淹没在数万张图片中,一时要用找不着,只能等有机会浮到眼前,才能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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